《采薇歌》赏析

朝代:先秦诗人:佚名古诗:采薇歌更新时间:2017-06-01
这首歌谣一、二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一件实事,也可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正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当伯夷、叔齐吟唱到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地唱出并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的。
这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作品用语简洁;结构上转折自然,首尾呼应,一气呵成:风格质朴,平实之中却不失流利。总的说来,这是一首表现较为成功的歌谣体的小诗。至于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关系到如何评价武王伐纣。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实际上,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从政治上看,褒扬伯夷、叔齐,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通达。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但仍给予“伯夷隘”(《孟子·公孙丑上》)的不客气的批评。所谓“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孟子的几段话,是对伯夷、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从而站在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辞)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同时也可看做是对这首表明夷、齐“义不食周粟”心迹的绝命辞《采薇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尽管《采薇歌》唱叹有情,感慨深沉,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价,却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九辩》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集《楚辞》中的一首感情深挚的长篇抒情诗,共有250多句。东汉王逸定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宋玉所作。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种感慨,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带有普遍性。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黑暗有所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尚。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屈原《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九辩》,王逸定为宋玉作于楚顷襄王时期。朱熹《楚辞集注》:“《九辩》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云。”明代焦竑《焦氏笔乘》、清代牟庭相《楚辞述芳》及吴汝纶在《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均以为屈原所作,但所提出的理由还不足以推倒王逸及朱熹之说。
关于《九辩》的主旨,王逸认为是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现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此诗是代屈原立言,另一说此诗是宋玉自悯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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