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李白此诗是阐述他诗歌创作理论主张的一首论诗诗。诗中运用了“丑女效颦”“寿陵学步”“雕虫篆刻”“棘刺沐猴”“屠龙之技”“匠石运斤”等六个典故。

在诗歌创作上，李白主张“复元古”（《古风·大雅久不作》）、”复古道”（孟棨《本事诗》引李白语）。他之所谓复古，是改变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的形式主义颓风，继承《诗经》、屈原直至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是以“复古”的形式来表示革新的理想和抱负。基于这种革新的主张，李白“不仅对六朝遗风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且，对创作上毫无出息地模仿、雕饰（这在南北朝时期以及初唐都有它的影响），也给予了尖锐的讥刺和嘲笑”（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七章第一节）。李白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正体现在这首《古风》中。

诗歌的前四句通过“丑女效颦”、“寿陵学步”两个典故嘲笑那些没有出息地模仿他人的所谓诗人及诗作，丑上加丑，弄巧成拙，连自己的本相也失却了。典故本身已含有嘲讽讥刺的意味，李白在诗句中运用时，强调“惊四邻”、“笑杀人”二语，漫画式地勾勒出一幅讽刺喜剧的场景，浓重渲染了创作上只知一味模仿所引出的可笑可鄙的后果，加重了批判讽刺的力量。诗歌第五、六句，运用“雕虫篆刻”之典，批评那些创作上专门追求形式的人，他们写出的“斐然子”——华美浮艳的诗章，不过是区区小技，这本是“壮夫不为”的，刻意于此，则丧失了人品与诗品清新、淳真的本色。第七至第十句中，第七句明用“棘刺沐猴”之典，第八、九句暗用“屠龙技”之典，进一步批评刻意雕琢的创作态度：从真正的创作意义上说，那不过如同在棘刺上刻猴与屠龙之术一样，纯粹是旷费时日、劳而无功。但为什么许多人乐此而不疲呢？诗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用心与目的：“楚楚且华身”，以表面鲜缛光馨的诗句妆点自身，获取个人的荣耀而已。如此对待诗歌之创作，完全违背了“诗言志”的古训，诗人李白由此想及《诗经》传统的被弃，故而第十一、十二两句从正面申抒自己的感慨：“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大雅”与“颂”是《诗经》中的两个部分，此即代指《诗经》，《诗经》是周代作品；“文王”即周文王，周代开国之君，此处以周文王指周代古朴实际的文风。这两句诗在词序的安排上较为参差，诗意为“大雅”与“颂声”所代表的《诗经》的传统长久地断绝沦没了，因而诗人怀想并力图恢复古代明君周文王时代真淳厚朴的诗风。这是两句不借助于典故而从正面表述自己诗歌创作主张的诗句。他的这个主张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更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诗人的主张是如此，但在当时立即改变模仿、雕琢的积习，恢复《诗经》的传统却也并非易事，所以诗篇结尾二句诗人通过反问的形式运用“郢中之质”、“运斤成风”的典故抒发感慨：自己纵有运斤成风的手段，到哪里去找郢人为“质”来实现自己的手段呢？其深层的含义则是改革诗风的愿望、抱负与本领，到哪里能得到施展的机会呢？从中透露出诗人改革诗风的热望、急切，也流露出诗人因缺少志同道合的知己而产生的深婉的悲叹!

总观这首论诗之诗，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助于典故。典故具有丰赡的内蕴，包含一个生动的故事，故而概括性强，表现力强。李白此诗借助典故将抽象的诗歌理论阐发得简炼深透，且具有极可感知的生动性与抒情性。在典故运用的方式上，六个典故有明用、有暗用；有直述、有反问；有的只写明典故，有的将原典的本事加以概括（如“还家惊四邻”）或发挥（如“笑杀邯郸人”）。典故虽多，丝毫没有晦涩堆积之感。全诗之用典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诗在体式上属于“古风”，即“古诗”，在内容上呼唤自古以来的优秀诗歌传统，在手法上借助于大量典故进行说理，在语言上简古精深。这一切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此诗厚朴、淳古的基本风格。在古代论诗诗中，无论其思想内蕴、表现手法还是艺术风格，都有着独具的精到之处。它是研究李白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它对于推动唐代诗歌的革新、促使唐诗走向中国古代诗史的顶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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