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人欲》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一二句写自古以来都说天随人愿，世人竟然深信不疑，这其实错误的观念；三四句说秦地之乌早已白头人尽知之，而君王昏昏然竟不知，用燕太子丹的事迹来反衬自己的境遇。全诗言词激烈哀怨极深，其笔触气愤填膺、怒不可遏，也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就李商隐一生的经历来说，令他至感不安的应该是宰相李德裕之远贬岭南。李德裕之被贬，表面上固然是由于“吴湘案”，但都知道，这是牛党白敏中上台后所精心安排的计划。主要是将李德裕及依附其左右的所有力量，全部铲除。（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载）。
近人傅璇琮曰：“今按《唐大诏令集》卷五十八载《李德裕潮州司马制》……今观制词，无一语道及昊湘之狱者，所举罪状多为虚辞，可见十二月之贬，吴湘狱尚未结案，白敏中等已迫不及待而贬德裕”（《李德裕年谱》）。
李德裕之被贬，在晚唐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对李商隐个人而言，当然也是一件大事。李德裕被贬，其他的有关人物，如郑亚、李回、魏铏、元寿、蔡京、李绅、崔嘏等人，无一幸免。李商隐与郑亚、李回、蔡京他们素有交情，这就令他更感徬徨了。平心而论，李德裕是一个治国的良才，“吴湘案”无论如何，不能构成李德裕远贬岭外的理由。这样的人，是值得怀念的。李商隐这首诗，应该是为了怀念李德裕。写此诗的时间，应在大中二年（848）冬，或大中三年（849）李德裕卒于崖州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