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徐渭（xú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徐文长传：https://www.gushilai.com/wenyanwen/xuwenchangchuan.html

袁宏道：https://www.gushilai.com/shiren/yuanhongdao.html

《五人墓碑记》是明代张溥的作品。本文记述和颂扬了苏州市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仗义抗暴、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对于他们“激于义而死”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斗争的重大意义和不朽功绩，进而阐明了“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道理。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相继被杀。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统治者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