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文章落笔，先明确提出自己的论点，先破后立：“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观点既明，下文便充分展开议论，回顾和考辩亲自商鞅变法以来逐步走向富强的过程，指出从秦孝公至秦始皇，伴随着秦国的强大，秦的统治都是建立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而商鞅在秦中叶即已教孝公焚毁《诗》、《书》。“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李斯沿袭并推进了这冲治国方略，促成了秦的覆亡，但即使他不支持，秦始皇也同样会“为之而不厌”。这是因为“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后世已“习以为善”。李斯的责任与过错不在于行荀卿之学，恰恰相反，他为“中侈君而张吾之宠”，迎合帝王的贪婪和残暴以求自身的富贵，“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继续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政治措施，促成了秦的覆亡。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这一看法，入情入理，为中心论点的确立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
文章第二部分便承势而下，进而剖析“趋时”者的心态及对国家安危的巨大危害。作者指出，仕宦有君子之仕和小人之仕。小人所学理论不正确无疑会危及国家社稷。但即使“学识甚当”，却不能坚持正义，明知君王所好为非，反而去支持和怂恿他。自己则存有侥幸心理，以为天下人会认为自己是无可奈何的。甚至明知会倾覆社稷，却冀望自己可以免于灾难。“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幻梦，祸天下者必祸己，甚而及于后人，秦未亡而李斯则先被五刑而夷三族就是明证。面对这种无情的历史事实，作者不由慨叹：“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沘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盖其自取耶！”将对《周易》的征引插入议论得意处，用以佐证观点，品评得失，使文章既富情韵，论述也特别精警。
至此，问题的症结已是非常明确了。因为苏轼之论既然是为荀卿而发，又含有借古讽今，影射王安石变法之意，所有，为了使文章说理更为严密，作者进而拓开一层，对李斯与荀卿的关系及荀卿学说的得失作出评价，指出“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而“未闻为恶而必多受教于人者也”，荀卿之学虽间有得失，大体上说却“得治世之要”，苏轼以此归咎于荀卿，“不亦远乎？”文章顺势再折转一笔，强调李斯是舍其学而害秦，回应前文，以加深读者印象。然后荡开一笔，强调李斯是舍其学而害秦说及王安石变法及后来推行新法者和王安石学说的关系，指出这和李斯与商鞅学说的关系很类似。最后归结到“趋时”上，以无限感慨的笔调写道：“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全文虽然明显地借鉴了《史记·李斯列传》的一些观点，但立论新颖，逐层深入，说理透彻，既言之有物，又言之有序。
从内涵方面看，此文融论史、论政与论时为一体，文简意赅、气势雄厚而议论警策。论史则指出秦政“刻薄”、“严法”的形成不在李斯，而在商鞅辅佐孝公之时，所以李斯乱政，也不在于采用“荀学”，而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以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深刻地揭露了李斯“趋时”而“邀宠”的小人嘴脸。其论政则强调兴亡，在为官者之正直，在吏治之清廉，所以“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而小人之仕则“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尖锐地鞭挞了阿附邀宠的政坛风气。其论时则以历史经验为借鉴，如秦代李斯“趋时”，宋代“熙宁新法”等教训，归结于“法术之学，足亡人国”，而其中最危险的时事，还是“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作者以复叠“尤可畏哉”收篇，语凝重而意沉痛。

《朱竹君先生传》是清代文学家姚鼐为朱筠先生创作的一篇传记。此文是姚鼐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朱筠逝世之后，先叙其奏言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事迹，重点突出朱筠远见卓识和不阿私情、耿介正直的可贵品格，再叙其为人，塑造了朱筠礼贤下士和蔼可亲的人物形象，在介绍朱筠生平经历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在同时撰写的《祭朱竹君学士文》中所颂扬的“不为势趋，不为利眯”的品格。此文结构谨严，叙事简洁，富有情韵，特别是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往往寥寥数语，便情趣韵味和盘托出。
朱筠，是清乾隆年间的名士，字美叔，又字竹君，曾先后出任安徽、福建学政。博闻宏览好奖掖后进，承学之士望为依归。清中叶的许多著名文士，如汪中、戴震、王念孙、章学诚、黄景仁等，或出其门，或入其幕。这样多的名家、大家成就的取得，都与朱筠有关，足见朱筠在当时的名气和地位。乾隆皇帝决定《四库全书》开馆编纂，就是采纳了朱筠等人的提议而开始的。此文作者姚鼐和朱筠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正是因为《四库全书》开馆，姚鼐才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荐入馆充纂修官。两年间与朱筠朝夕相处，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了解，此文就是作者为朱筠写的一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