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译文

秦宓，字子敕，广汉郡绵竹人。秦宓年轻时就很有才学，州郡征召他，他总是称有病而不去。秦宓上书益州牧刘焉，举荐儒士任定祖说：“古代百里奚、蹇叔以垂暮之年为秦国制定国策，甘罗、子奇在童稚之年立有卓著功勋，所以《尚书》赞美年高之人，《易经》称颂颜渊，可知选拔人才录用贤能，不必拘于年龄的大小，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很久以来，国家察举人才，大多注重年轻英隽之士而遗漏年高德重之人，舆论对此评价不一，肯定、否定各有一半，这是太平之世的漫步，并非战乱时代的急需。要想救济危困平定祸乱，修己以安人，就应当卓绝超群，一反流俗所为，震骇邻国，惊动四方，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天道人际合而不悖，自己问心无愧，即使遭遇凶祸，又有什么可忧可怕的呢！过去楚国叶公好龙，神龙从天降下。喜爱假龙都能感动上天，何况喜爱真的呢？如今处士任安，仁义正直，声名远扬，如果对他察举录用，则全州之人都会心服。古代商汤选拔伊尹，使不仁不义之人远远逃避，何武荐举二龚，双双扬名史册，故此贪恋寻常高度而忽视万仞之山岳，满足眼前粉饰而忘却天下之美誉，这确是古往今来都要慎重的事。你想凿石取玉，剖蚌得珠，如今随侯之珠、和氏之璧光彩炳然，有如明亮的太阳，还有什么值得您犹豫怀疑呢？我深知白天不必秉烛，因为太阳自可光明，但还是将自己的区区愚见冒昧地倾吐出来。”刘璋任益州牧时，秦宓同郡人王商为州治中从事，他写信给秦宓说：“贫贱困苦，何时可以度完这样的人生！卞和抱玉向世人炫耀，你应该来一趟，与州牧见见面。”秦宓回信说：“古代尧厚待许由，恩遇不能说不宏大，然而许由却洗耳颍水；楚王聘请庄周，礼数不能说不周到，然而庄周却垂钓不顾。《易经》有言：‘坚强啊，其意志不可移。’有什么值得炫耀？况且以国君的贤明，你作为贤良的辅臣，不在此时献出萧何、张良的计策，实在不为‘智’。我得以顶着烈日在田野耕作，诵记颜渊的箪食瓢饮，歌咏原宪的蓬门陋巷，时时漫步山水之间，与长沮、桀溺为伍，听玄猿悲声于山林，看仙鹤鸣啼于深泽，以安身存命为乐，无忧无虑为福，抛弃虚名，绝意龟兆，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我引以为宝的地方。眼下正是我得志的日子，何来困苦贫贱的哀叹！”后来王商为严君平、李弘建立祠庙，秦宓写信对他说：“我因疾病隐避世外，得悉你为严、李二君立祠，可谓是对同道之人的厚爱和勉励。
观严君文章，冠绝天下，许由、伯夷的超俗操行，有如高山一样不可动摇，即使扬雄不加赞叹，同样名扬人间。如果李仲元不遇上《法言》，他的名声必然湮没无闻，这是因为他的文章缺乏斑斓的文采，可以说他是一个攀龙附凤靠他人而得名的人。而扬子云潜心著书立说，有益于世，出污泥而不染，行动以圣人为师，今日天下之人，仍在诵读他的文章。国家有这样的人，足以向四方夸耀，奇怪的是您颠倒本末，反不为他建造祠堂。蜀地本来就缺少学士文人，文翁遣派司马相如前往东方学习七经，回蜀教化官民，于是蜀地的文化学术才比肩齐、鲁。故此《地里志》：‘文翁倡行教化，司马相如为其师。’汉室得才士，那时最为繁盛；董仲舒之类，不明封禅之礼，司马相如制宁了封禅的礼仪。能制礼作乐，移风易俗，难道不是以礼仪节度人们行为规范而补益社会吗？虽说他有卓王孙一事拖累，但就像孔子推崇齐桓公的霸业，公羊高赞美叔术的谦让，我亦为司马相如的教化叫好，应当为他建祠，并赶快撰定铭文。”起先，李权曾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说：“战国合纵连横攻战不已，读它有何用？”李权说：“孔子、严君平，汇聚众书，写成《春秋》、《老子指归》，故此海以汇合百川为阔大，君子以广博闻见为宏大。”秦宓答复说：“书籍除正史和周朝文献外，仲尼一概不采收；道法除崇尚虚无自然外，君平一律不推演。大海因接受泥沙而淤积，每年都要荡涤清除；君子固然要广博见闻，但不符礼仪则不以观看。
这《战国策》反复记载阐明张仪、苏秦的谋略权术，杀人而自生，害人以保己，这是圣贤经典所憎恶的东西。故此孔子发愤作《春秋》，以堂堂正正地阐述圣贤大道，又制定《孝经》，广泛地宣扬仁义道德。防微杜渐，抑恶于萌，故而老子主张要在祸患发生之前就把它消除于萌动状态之中，的确如此啊！商汤是位大圣人，因看到郊野之鱼就发生了沉溺打猎的过失；鲁定公本是一位贤君，因观看美女歌舞就荒废了朝政，诸如此类的人和事，数不胜数。道家道法有言：‘不可见那你想得到的东西，免得你的思想受到惑乱。’因此天地纯正守一，日月正而光明，其光正直有如箭矢，这正是君子所应效仿的。《洪范》记载灾异，往往由人的言行声貌引发，与《战国策》中奸诈权谋有何相干之处？”有人对秦宓说：“你想自比巢父、许由、商山四皓，为什么又有意地宣扬自己的辞藻文采、表露自己的奇瑰才能呢？”秦宓回答说：“我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有什么文采辞藻可宣扬呢？往昔孔子三次拜谒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这是由于对有些事他不能保持沉默。接舆边走边唱歌，评论家认为这是文采光灿的诗篇；渔父咏叹奔流的汉水，贤士们认为这是文字闪光的辞章。老虎生来就有斑斓的花纹，凤凰天生就有五彩的羽毛，岂是它们以色彩来粉饰装扮自己？都是自然天生的啊！《河图》、《洛书》因其文采而盛传于世，圣贤六经因其文采而传诵历代，君子以礼乐教化为美德，辞藻文采又有什么妨害！以我之愚笨，犹以革子成反对文采之过失为耻，何况那些比我贤能的人呢！”刘备平定益州后，广汉太守夏侯纂请秦宓出任师友祭酒，兼为佐吏之长，尊为仲父。
秦宓假托有病，躺在家中，夏侯纂领着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带着酒食前往秦宓家宴饮交谈，秦宓依然躺在床上。夏侯纂问古朴说：“讲到你们益州养生的酒肴食具，实在远远胜过其他州郡，不知文人才士比其他州郡如何？”古朴回答说：“自西汉以来，益州人士的官职爵位或许没有其他地方的人士那么高，但谈到著书立说为世人师法，决不比其他地方差。
严君平读黄、老而写下《老子指归》，扬雄读《易经》而著述《太玄》、读《论语》而著述《法言》。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制作封禅的文告，这是今日天下人人皆知之事。”夏侯纂说：“仲父如何？”秦宓以笏板拍打着自己的面颊，说：“请您不要认为仲父我说话不够谦虚，让我为您讲一讲本州的源流始末。蜀有山名汶阜，长江源出此山之中，天帝使它得到昌大，神灵使它取得福祉，因此蜀地沃野千里。江、河、淮、济四大河流，长江居于首位，这是其一。大禹出生于石纽，即在现在的汶山郡。当年尧遭受水患，鲧治水无功，禹疏长江决黄河，使它们东流入海，为民消除祸患，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谁的功劳能超过他，这是其二。
天帝通过房、心、参、伐的星象，来决断推行政令，参、伐二宿为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就是现在的斜谷。
这就是本州的始末纵横，请您平心而论，它比天下其他地方如何？”夏侯纂迟疑半晌无言以对。益州征召秦宓为从事祭酒。刘备即位称帝后，准备征讨东吴，秦宓说天时不当，必难取胜，因此获罪下狱囚禁，后被赦释放。
建兴二年(224)，丞相诸葛亮兼任益州牧，选拔秦宓迎请他为州别驾，不久又提升他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东吴派使者张温前来修好，文武百官都前往为他饯行。众人到齐后，惟独秦宓未到，诸葛亮几次派人催他，张温问：“他是什么人？”诸葛亮说：“益州的学者文士。”秦宓到后，张温问他：“你学习吗？”秦宓说：“五尺高的孩子都学习，你何必小看人！”张温又问：“天有头吗？”秦宓说：“有头。”张温问：“头在何方？”秦宓说：“在西方。《诗经》有言，‘于是眷恋西望’。由此推论，头在西方。”张温问：“天有耳朵吗？”秦宓说：“天高高在上却能听到地下声音，《诗经》有言，‘鹤鸣叫于水泽，声闻于天’。如果上天无耳，用什么来听？”张温问：“天有脚吗？”秦宓说：“有。《诗经》有言，‘上天的步履那么艰难，那人已不可靠’。假如上天没有脚，凭什么行走？”张温问：“天有姓吗？”秦宓说：“有姓。”张温问：“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问：“你怎么知道？”秦宓回答说：“当今天子姓刘，因此而知道天姓刘。”张温问：“太阳诞生在东方吧？”秦宓说：“虽然它诞生在东方，而最终归宿在西方。”一问一答如山中回音，应声随出，张温于是对秦宓十分敬服。秦宓的文才口辩，大都如此。
后来他被升任为大司农，建兴四年(226)去世。起初秦宓看到记叙帝王世系的文献，五帝都出自同一部族，秦宓从根本上考辨出这种记载的错误。他还论证了皇帝王霸养龙的传说，都很有道理。谯周年轻时曾拜访求教秦宓，将秦宓的言论记录在《春秋然否论》之中，因文字太多故不作转载。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他的祖上本是巴郡江州人。汉朝末年，董和率领家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任他为牛革卑、江原县县长、成都县县令。
蜀地物产丰富，当时风气盛行奢侈，经商之家，穿戴如同王侯，饮食玉液琼浆，婚娶丧葬之事，几乎倾尽家财来铺张办理。董和以自身节俭为大家做出表率，粗衣素食，防止衣食住行有超越自家社会身份之处，处处以符合礼制为行为准则，于是当地奢侈之风大为改变，大家都存畏惧而不敢冒犯。于是县里一些豪强因害怕董和的严法，鼓动刘璋调董和为巴东属国都尉。想不到县中吏员和民众扶老携幼挽留董和者数达几千人，刘璋只好让董和再留任二年，然后转升为益州太守，他在太守任上仍与过去一样清约节俭。他与周围少数民族打交道时，总是以诚心相待，故此深受南方少数民族的信任和爱戴。刘备平定蜀地后，征召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出谋划策，共事欢洽交情深厚。自董和居官食禄以来，对外治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在内参与军国大事，二十余年，临终时家中竟无值一石粮食的私财。
诸葛亮后来作丞相，告诫部下说：“参加国家工作，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忠心。如果计较区区小事，就会难以相互通报信息，给各项工作带来损失。能够互通情报，如同丢弃破鞋而获得珠玉；然而人心苦于不能除尽这些小事，只有徐元直处理此类问题不糊涂。再是董幼宰在朝中任职七年，遇上不顺之事不周之处，哪怕往返十次也来启告。如能做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像董幼宰那样勤恳职事，忠于国家，那么我的过失就会少多了！”又说：“过去我与崔州平初交，常常听到他对我的得失发出评论；后来与徐元直相交，总是受到他的启发诱导；先前与董幼宰共事，他总是言无不尽；后来与胡伟度在一起，常常听到他进谏之言。我虽然资性鄙陋执拗，不能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与这四个人始终友好相处，这也足以证明他们不怀疑直言的益处。”诸葛亮就是如此地深切怀念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