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伍子胥为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
一篇大传，以吴国、楚国为主，兼涉鲁、晋、郑、秦诸多国家，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伍子胥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胜、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诸多人物。其中光杀父之仇就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一对不解之仇；伍子胥与平王的一对深仇大恨；郧公与平王的杀父之仇；白公与郑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节奏紧凑，有条不紊。诚如太史公所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
人物刻画，多神来之笔。尤其是伍子胥的形象。作者饱蘸笔墨，略貌取神，立体化地突出了他的精神风貌。很多段落成为后来故事、小说和戏曲的传统题材，家喻户晓，为人乐道。伍子胥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渔父的紧张场面，都很富于戏剧性，简直像小说的情节描写。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疯狂了的复仇火焰，不是把他多年来忍辱负重，压抑在内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都表现在字里行间了吗？其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是多么鲜明深刻啊！
伍子胥的性格是通过多角度刻画的。他头脑清楚，看问题尖锐，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他有张弓拒捕，桀骜不驯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虽困病交加、中途乞讨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宝剑送给渔父的感恩报德的一面；也有因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一面。当然，他丝毫没有忘却复仇的心志，他向公子光推荐专诸就很说明问题。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虽遭伯嚭谗言诬害，但他的形象越显得光明磊落了。伍子胥又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使伍子胥的形象达到新的高度。“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是预言，是现实，是政治远见，是身遭诬害的愤概，也是对吴王昏庸的憎恨！
其他人物，如渔父、申包胥、夫概、勾践、白公胜、石乞等人，或言或行，廖廖几笔，形神俱备，为后世传神写照作出了典范。

《货殖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
西汉初年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应用道家理论治国，产生了大汉第一盛世――文景之治，《货殖列传》中关于道家的“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其有关理论和实践情况主要记述在《淮南子》、《史记》、《汉书》等道家诸书与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东南西北方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有牦牛，西有畜牧，东有渔盐，南有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司马迁说：“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