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文字简净，是《循吏列传》极为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虽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

《淮南衡山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该文详实地记录了西汉历代淮南王和衡山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