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后出塞五首》叙写一个军士脱身归来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酿乱期”的历史真实。组诗主人公是募兵制下的一个应募者形象。他是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

后出塞五首其一：https://www.gushilai.com/gushi/houchusaiwushouqiyinanershengshi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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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赞上人》的作者是杜甫，被选入《全唐诗》的第218卷第17首。此诗用相当的篇幅对献身佛门的赞上人无辜受到的迫害鸣不平，更对赞上人不管什么时候、怎样情况下都能坦然面对遇到的不幸与苦难，表露出自己的敬佩之情，并流露出此生不能与赞上人卜邻的惋惜和忧伤之情。

这首诗是杜甫于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冬在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区）所作。当年，杜甫在天水西枝村与赞上人一同寻置草堂地，杜甫一心想找一处向阳暖和的地方搭建自己居住的草堂，然而，杜甫和赞上人在西枝村周围看了好几遍，都未能找到如意的卜居地，杜甫只好暂时回到秦州城里。过了几天他又听说西枝村西边有一条山谷，那风光无限，条件不错。于是又产生了再去西枝村与赞公和尚一同寻找卜居地的想法。为此杜甫用诗的形式给赞上人写了一封信，再次谈到自己对卜居地的基本要求和与赞上人作邻往来的美好憧憬。这就是杜甫在秦州城里所作的《寄赞上人》。然而自古理想与现实多难于一致，由于种种原因，杜甫在西枝村与赞公和尚作邻卜居的愿望不但未能实现，就连客居秦州也是无法继续下去了。到了是年年底，杜甫决定离开秦州前去同谷。临别前杜甫写了一首《别赞上人》的诗书留给赞公和尚，以此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