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文章第一段明确地交待了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怕触犯名讳，不去考取进士。韩愈热心于培养和推荐有才华的青年，曾经写信给李贺，劝他去应考，与李贺争名的人恣意毁谤，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参加进士考试是正确的，劝他去考试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思索，便随声附和。一时间形成了是非不清，不利于韩愈的舆论。正如皇甫湜所说：“如果不把这件事分辨清楚，您和李贺将蒙受坏名声。”正是为了批驳这种毁谤，韩愈才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在扼要交代写作的原因之后，先引律，后引经，再引国家之典。层层辩驳，深刻而透彻，最后以幽默的笔调，指出那些“毁之者”只不过是自比于宦官宫妾，一点也不是士君子光明正大的行为。在文章的写法上，作者不作正面的结论，只是在引经据典之后，用一连串的反诘句对“毁之者”提出质问，步步紧逼，气势夺人，具有极强的威慑力量。

文章第二段引证《礼记》有关律会的“二名律”、“嫌名律”的确切定义。“二名律”即“二名不偏讳”，注释者说，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话书写时，说“征”就不说“在”，说“在”就不说“征”，只要避讳其中的一个字就行了，没有必要两个字都避讳。“嫌名律”即“不讳嫌名”，这就象“禹”同“雨”，“邱”和“丘”那样，避讳“禹”字没有必要再避讳它的同音字“雨”字。这样，就给名讳一个确定的界限。韩愈在给“名讳”以明确界定以后，用““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两个强有力的反诘句质问“毁之者”。以“晋”与“进”同音为由，阻挠李贺去考进士，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而，从理论上推翻了“毁之者”的所谓“理由”。

文章第三段再引国家之典，即查考古今有关“名讳”的记载，驳斥“毁之者”。文章这一部分所记事实非常丰富，又文字精炼，几乎每一个记叙都需详加阐述。这些记叙博古通今，既有“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周康王钊之子不讳同音字“昭”，曾参不讳“晳”的同音字“昔”，“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讳吕后‘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等等前朝的记载；又有“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的记载。既有正面地记叙，又有机智地反问：“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通过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谁是谁非已经很明确了，这时，韩愈用“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二句再一次质问“毁之者”，结论自问自明，却又去诘问对方，这把本来已确定的思想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

文章最后一段以“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这几句幽默的讽刺笔调，斥责那些“毁之者”。凡是侍奉父母能够象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到指责了。做人能够象周公、孔子，也可以说到顶了。但是不致力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却在避讳亲人的名字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的人和宦官宫妾一样是不明智的。

《讳辩》写作很有特点，正如《古文观止》所评论的那样：“前分律、经、典三段，后尾抱前，婉畅显快，反反复复，如大海回风，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尽是设疑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种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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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臣论》作者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作品又名《诤臣论》。该文采取问答形式，在形成辩论过程中，逐步推出作者的观点。《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其中，评论的人是真人，事也是真事。韩愈本人直言不讳地发表了意见，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并且评论当时对于“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的进行政治建议。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