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

西汉初年，作为道家形态之一的黄老之学曾被统治者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当时，君臣截力实行黄老之治(即“无为而治")，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成效，出现了“文景盛世”的繁荣景象。到武帝即位时。已是国有余财。结果奢欲横流，宗室公卿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借上亡限”(《汉书·食货志上》)。枚乘(?一前190)、司马相如(前179?一前118)目睹当时贵族、君主生活的糜烂奢侈，站在希望汉王朝长治久安的立场上，分别写下《七发》、《子虚赋》、《上林赋》。这几篇赋的主旨都是劝谕贵族子弟和统治者除嗜欲、戒奢侈。它们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倾向都鲜明地体现了道家关于养生与治国的一些主张，并且烙上了西汉前期黄老道家的特色。

先看《七发》。《七发》作于枚乘任吴王刘澳郎中之时，即文帝时代(据清人梁章矩《文选旁记》):《七发》的含义，刘德《文心雕龙·杂文》说:“盖七窍所发，发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它的主要内容是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察诊治。吴客认为太子的病是由于“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奢侈、淫靡的生活引起的，并断定其病非“药石针刺灸疗”所能治，只有“变度易意”使“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不再发生，才能治好。接下去吴客向太子描述音乐之悲、饮食之美、车马之骏、游观之乐以及政猎之壮、观涛之奇六件事来启发、诱导太子，太子的病还是不能好。最后，吴客以给太子引荐“有资略”的“方术之士”，让太子听“天下要言妙道”这件正事来启发太子，太子精神大作，病终于痊愈。《七发》通过吴客为楚太子治病的过程暴露了贵族生活的极端荒淫奢侈、腐朽糜烂;说明奢侈、淫靡的生活是贵族子弟致病的根源;只有抛弃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振作精神，亲近贤能，关心治国之术才是养生正道。

再看《子虚赋》、《上林赋》。《子虚赋》是景帝时，司马相如游梁，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枚乘交游时所作。武帝即位后读了此赋，极为赞赏，召见他，他又写了《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献给武帝，据近人考证，大约写于元光元年即汉武帝即位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这两篇赋的结构和主旨做了说明:“相如以‘子虚’。皮盲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子虚赋》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在应邀参加了齐国国君的出政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和天子的命官亡是公。子虚便在他们面前夸粗起楚国的云梦和楚王出政的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其不应“奢言淫东而显侈序”，一面又以齐地班域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脚中，曾不芥蒂”争而胜之。《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先生争夸诸侯“苑囿之大，游戏之乐”后，以天子代表身份，讲了一番诸侯国应纳贡述职、封班禁淫的道理，然后批评子虚、乌有两君“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并指出这样做“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接着他又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以及汉天子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大事谊粗了一番。之后，亡是公又烦扬了汉夭子在“酒中乐酣”之时播然省悟:“此大奢侈!……恐后叶靡丽，……非所以为继闹创业垂统也。”于是下令解酒罢猎，废除上林苑，交百姓使用。亡是公对诸侯、天子的纵欲政猎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是“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雄免之获:则仁者不拣”的奢泰行为。这两篇赋通过子虚、乌有先生争夸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戏之乐”和亡是公夸绍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以及汉天子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的层层铺写，暴露了诸侯王和天子生活的极端奢侈淫靡，并采用“以颂作讽”的手法表达了乒对君丰、侯王纵欲奢侈，主张统治者廉俭守节、清静无为的思想。

《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的基本内容、主导思想都渗透着道家在养生和治国方面的“少私寡欲”、廉俭守节、清静无为的思想。

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从“夭道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出发，主张人道应该效法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音”(五十九章)。这里的“音”是“少欲”“节俭”的意思。河上公注释曰:“治国者当爱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精气，不放逸。”《老子》认为无论是“治人”(治国)还是“事天”(治身)都要少私寡欲、节俭无为。这样才能“长生久视仲—治身，则使身体健康永存，治国，}}J使国家长治久安。

《七发》的基本内窖和上旨休现了道家“事天，妥“高一的养生观。、老于，认为，纵情铎欲，必然伤害自己的身体，不利于养生。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在《老子》看来，色欲伤目，声欲伤耳，味欲伤口，情欲伤心，物欲伤身。因此，《老子》主张为了养生，必须控制人的嗜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七发》中，楚太子的病状是“邪气袭逆，中若结辐。纷屯澹谈，嘘啼烦醒;惕惕休休，卧不得膜。虚中重听，恶闻人声;·“…聪明眩暇，悦怒不平”以及“四支委随”“手足堕魔”。吴客认为这种种响中郁塞、心悸烦躁、耳鸣目弦、四肢麻木、元气大伤的病症正是太子“纵耳目之欲、态支体之安”等发于“七窍”之“嗜欲”所造成的，这正体现了《老子》肆欲伤身的观点。《七发》中吴客对楚太子“出舆入荤”、“洞房清宫”、“皓齿蛾眉”、“甘脆肥脓”等安逸奢靡生活的否定，以及吴客要求楚太子“变度易意”使“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通佚之志”不再发生的引导，便是河上公所云“治身者当爱精气，不放逸”。体现了道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养生理论。

《子虚赋》、《上林赋》的基本内容和主旨则体现了道家在治国方面要“音”的观点，即要求君主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无为而治”是《老子》献给人君的“南面之术”。《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这里的“我”指的是君主或侯王。《老子》认为，人君治国“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则可使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这便是说统治者少私寡欲，廉俭守节，清静无为，便可使天下大治。《子虚赋》、《上林赋》反对君主侯王纵欲奢侈、主张统治者廉俭守节、清静无为的思想是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指责和亡是公的“明天子之义”等言论表达出来。《子虚赋》中乌有先生听了子虚对楚国的云梦泽和楚王政猎的盛况的夸姗后，指责子虚“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对子虚夸粗楚王的淫乐、侈靡，尖锐地指出这是“彰君恶”。《上林赋》中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先生争夸齐楚诸侯“苑囿之大，游戏之乐”后，首先指出齐、楚二君都有违诸侯之礼，接着，他批评子虚、乌有两人的言论“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指出这样做“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亡是公对二君的批评实质就是对诸侯“乐万乘之所侈”的奢泰行为的批评。对于汉天子的欧猎，作品同样是否定的。它采用了“以颂作讽”的手法，即通过汉天子播然醒悟和自动停止游猎来进行讽谏，并通过亡是公之口进行了正面批评:“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雄免之获:则仁者不悠也。”《子虚赋》、《上林赋》的基本内容和主导思想体现了道家的“治国者当爱民财，不为奢泰”的主张。汉初黄老之治的理论结晶《淮南子》(成书大约在景武年间)在阐述君主侯王的治国之术时说:“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俭则民不怨。行“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人主好鹜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鹰，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蝎矣。”(以上均引自《主术训》)由此可看出，“少私寡欲”、廉俭守节、清静无为是汉初对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在《子虚赋》、《上林赋》里，司马相如以道家“无为”思想为主导，采用“以颂作讽”的手法，对统治者的奢泰行为进行讽谏。

此外，《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它们渗透的道家思想还烙上了西汉前期黄老道家的特色。汉初的黄老道家实际上导源于战国中期的樱下道家，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特点是以道家思想为本，同时广纳博采众家之长，即“因阴阳之大顺，采濡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重生、养生，是道家的一贯思想。《老子》强调“摄生”、“贵身”、“自爱开和“长生久视”。《庄子》强调“保身”、“全生”、“尽年”。早期道家在养生何题上往往把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精神自由置于国家社会之上，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如《庄子·让王》:“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把“生”看得比“天下”更重要。而储、墨两家都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贵任(儒家是“舍生取义”的伦理哲学，墨家以抹煞人的个性为代价去“兼爱天下}}o《七发》中除了体现道家制欲节情的养生主张外，还体现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原则。如吴客为楚太子治病指出:“如今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其。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户又说:“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要求太子亲近贤能，关心治国之术，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才能振作精神，才是养生正道。这里已经不仅局限于早期道家的“轻物重生”、“全性保真”，而是把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汉初，刚刚取得政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他们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意识到只有健康的形体，才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正是基于这一想法，他们把养生看作治国之本，认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吕氏春秋·先己》)。《七发》表现出来的养生思想正是秦汉之际黄老新道家的养生观—把道家的重身、贵生与擂家的人生价值观结合起来。此外，吴客为楚太子治病，列举音乐、饮食、车马、游观、政猎、观涛等发于“七窍”之“嗜欲”均不能治好太子的病的过程，则表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要言妙道”有益。何谓“要言妙道r1吴客指的是:“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徽，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列举“有资略”的、“方术之士”是道家的老子、庄周、魏牟、杨朱、便娟。(即环渊)、忿何，借家的孔子、孟子，墨家的墨子。吴客认为这些思想家的学说、言论是“天下要言妙道”，是对治国安邦有用的理论。由此可见，《七发》表达出来的养生思想和篇末对孺墨诸家学说的肯定，的确显示出了汉初黄老道家以道为本，兼采播墨之善的特色。

《子虚赋》、《上林赋》的政治观除了上述论及的主张君主少私寡欲、清静无为的道家的传统观点外，也带有汉初黄老道家的特色。例如亡是公对子虚、乌有先生的一番“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的说教，汉天子“解酒罢猎”废上林苑，“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赌萌隶”，“发仓康以救贫穷，补不足，恤缘寡，存孤独”、“省刑罚”的措施，以及篇末“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的大怡图景则是把道家的“无为则尤小为”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的“政教礼乐”、“仁爱大同”思想揉合起来。要知道，在早期道家那里，播家的仁、义、礼等是与道家的“无为”相排斥的。在老子看来，“仁”、“义”、“礼”的出现是大道退化的结果，是“乱之首”，因此，《老子》主张“绝仁弃义”，而战国中后期至汉初的黄老新道家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营造新的上层建筑理论的需要，则把道家的“无为”进行了改造，吸收了儒家的德政仁义学说，把“无为”与“仁”、“义”、“礼”统一了起来。《子虚赋》、《上林赋》主题中表达的治国思想正是体现出西汉前期黄老新道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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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