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韩愈的杂文《马说》，曾以其名句“世有伯乐，然后有于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传诵于世。这篇散文立意与艺术形式，都显示出脱胎于《马说》的痕迹。
方苞虽然生长于清初，但对明季朝政的腐败与黑暗，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书卢象晋传后》、《书孙文正传后》、《书潘允慎家传后》等文章中，作者一再论及鄙污小人与庸碌之徒把持朝廷，“嫉贤庇党，以覆邦家”的历史教训。入仕清廷之后，又因为入直南书房，常生活于清政权的最上层，更亲眼目睹了朝政之中的种种弊端，大臣之中，或燕燕居息，或劬劳王事，庸贤杂陈，劳逸不匀。贤者为国负重，待遇却往往不高，且容易获罪；而庸劣之辈却又常常窃据要职，结果常将事情办坏。这和明季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两样。显然，文章写辕马之劳苦和驽马之无能、狡愤一类烈马之倾车误事，正是力图从这极其贴切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中，来阐发深刻的道理，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正因为辽息如此，这简短文虽不似韩愈《马说》那样饱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深刻感慨，但却从更为开阔的角度奇寓着一种家国兴亡的深沉感喟，有一冲深厚的历史绵延感，显得更为典稚博厚。
在写法上，这篇散文也极似《马说》，取叙议结合的形式，但又略有不同、文章分两部分，先写往灭塞上乘马车见辕马的种种勤苦，以错落有致的排比句式，极力写其羁绊之多，负荷之重，鞭打之频繁，危难之深重，而享受休憩却远不及拉套之众马，文中奔涌着一股深沉的不平之气。然后承势而下，转入议论，指出庸劣之马不能胜任，使善御车者也无法调理；而狡愤之马又难以驾驭，用以夹辕反至牵掣众马乃至“行坦途惊蹶而愤其车”。作者由此而发出感叹：“呜呼！将车者其慎哉！”文章句句说马，又句句有所指，终不说破，而文意自见，显得细针密缝，首尾圆合。唯其如此，这一结论也就和《书卢象晋传后》的结尾一样，既深沉而又惊警，有震聋发聩的力量。

《与刘言洁书》是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创作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戴名世揭示的为文之旨，力主“率其自然”。论文论述为文之道实非易事，戴名世认为没有不读书而能工者，而应该是不仅能读书而且能弃书，专注其思，有自己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这篇论文直抒胸臆，淋漓恣肆，犀利泼辣。
这篇散文写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戴名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举秀才以来，曾两次应乡试不第，心情抑郁，思想消极，心绪如麻，矛盾重重，羞惧交加。悔恨十年辛苦学文，却未闻古道，毫无所获；一心想考中科举以为亲荣，又悔此种作法违背了古圣贤之道；退而想做农夫，又怕力不能任；最后还是请求刘言洁在其家乡谋一学馆教学。这篇散文写的就是这一时期戴名世的复杂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