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译文

方望溪上奏请求严禁烧酒的奏疏，尹博陵将之赞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竭力反驳方苞的议论，并陈述烧酒的好处，万万不可禁止。在下愚昧地认为：事情有道理不应实行但情不得已、法律上必须禁止但因为形势不能被废除的，和这件事情类似。
酒这种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自古就是这样的。烧酒则是兴起于现代，开始是边疆士兵喝了用来御寒的，北面五个省份的烧酒制造最为多，很费五谷，向来都是明令禁止。望溪想完全予以严禁，不让民间再烧出涓滴烧酒。我私下里只怕小民无知，好饮的人又家家都有，买和卖都很容易。追逐利益的家伙，趋利忘害，宁愿冒险犯法，这就更会让富裕的人私自造酒，而使吏胥从中做坏事，到最后还是禁不了酒。即使对犯法者严刑峻法，对他的乡邻实行连坐，但每天饮酒的普通人，不会因此都戒酒，而势必都去喝黄酒。喝黄酒的量上一定会十倍于烧酒。每天花十文钱喝酒的，将会花一百文都不止，对百姓的日用和生计都大有损害。而且喝黄酒的人逐日增加，黄酒的价格也会上涨，造酒的人更多，耗费的粮食也会十数倍于高粱、柿子和枣子，它耗费的五谷也会更甚于烧酒。那么，要禁烧酒，必须先禁止民众饮酒才可行，可能还是不可能？俗话说：兴办一件有利的事情，一定会产生不利的一面。我要说，消除一件不好的，必然会增加几件不好的事。形势积重难返，只能顺其自然，去除太过分的地方而已。像其他的私盐、私参，禁起来何尝不严，但终究不能阻止，更何况日用常备的酒呢？
唉！治国治民的道理，本来就难以和一、二个书生来讲。以前韦处厚议论盐法：以人不能做到的事来强迫他做，这件事肯定不能成功；以人必定会违犯的规定来禁止他，这种法必定不能施行。望溪大概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吧。

张怡，字瑶星，原名鹿微，江苏江宁县人。父亲张可大，明末作登、菜二府总兵官。适逢毛文龙部下反叛，诱擒了巡抚孙元化，张可大殉难而死。事情奏闻朝廷，张怡以生员身份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职。崇祯十七年，流寇（李自成的军队）攻占北京，张怡遇到贼将，但他毫不屈服，被用刑具拘禁了起来。贼军将领的同党中有人赞赏张怡的节义（认为张怡有节义）而放他逃走了。很久之后，张怡回到故乡。他的妻子在这以前就死了，他独身寄居在摄山的佛寺里。从不到城市去，乡里之人都称他白云先生。
当时，湖南、湖北及江浙一带有名望的前朝遗民，大多追求声望，以诗文互相标榜(互争高低)。只有苏州的徐昭法、宣城的沈眉生，在穷乡僻野中耕作为生，即使是贤德的士大夫造访也不得见他们一面，然而他们还是有笔墨文章流传于人世。白云先生则亲自挑水打柴，嘴里从不谈论诗书，学者诗人们也无从向他讨教。四方来往的官员绅士，天天有到此山游玩的，却不知道山中有他这样一位人物。
我已故的父亲和处士余佩，逢年过节都要到山中看望他。走进他的屋中，看到书架上搁着百几十卷书，都是他撰著的对经籍的阐述和史事评论。请求抄写副本，他不答应，说：“我只是借写作来度过我的余生而已。我已经买了两大瓮，死后下葬时要把这些著作一起埋葬。”他去世时八十八岁了，平生的亲朋老友，早就买了好木材，为他做好了内棺和外棺。他在病将垂危之时，听到此事落泪说：“过去我的先父死于被叛贼攻打的孤城之中，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料理丧事。虽然后来改葬了，但贴身的内棺却无法更换了，我能忍心用这种好棺材吗？”回头看着他的侄孙，催着赶紧换棺材，并且亲自定下盖身尸布的规格，才闭目而逝。当时我的先父正好回到安徽桐城，返回时已经提前葬了。有人说：先生著的书已埋入墓穴了。也有人说：经籍解说之类的书有副本，还保存在他家中。
乾隆三年，皇帝下令修订《三礼》，搜求散失民间著作。白云先生的某侄孙亲自把书送到府城，知府命学校教官召集生员抄写，过了很久也没完成。
白云先生的著作，我心中十分向往，并且担心其失传已经很长时间了。幸亏他的家人亲自献了出来，而我又始终未能亲眼见一见。故而一并记载在文章中，以期使他的同乡晚辈们有所感触启发，妥善保存并能加以宣传，别让它们埋没失传了。